在红军长征的队伍中，虽然大多数是年轻人，但也有一个特别的群体，他们被称为“长征四老”。这个群体包括了徐特立、谢觉哉、林伯渠和董必武，其中谢觉哉是其中一位不可忽视的老前辈。他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，还曾做过毛主席的秘书，积累了丰富的经历与深厚的资历，因此人们亲切地称他为“谢老”。
长征胜利结束后，谢觉哉被任命为“中央内务部长”，他的领导风格与许多传统官员大相径庭，身上并没有一丝“衙门作风”。他为人平易近人，办事公正且富有亲和力，深得百姓与同事们的喜爱。在处理具体事务时，谢觉哉始终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原则，尤其是在涉及婚姻自由的问题上，他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智慧与耐心。
有一位妇女已经离婚三次，且与第四任丈夫的关系也非常糟糕，两人时常因琐事争吵，甚至大打出手。此事最终上报给谢觉哉，经过仔细调查后，他了解了双方的困境，并决定采取平和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他劝导男方放手，并且与女方沟通，告诫她以后应慎重选择配偶，并强调此次离婚是最后一次。经过谢觉哉的调解，男女双方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个方案，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
作为“中央内务部长”，谢觉哉不仅关注各类民生问题，还亲自制定了不少重要的制度。他规定，部门中的每一个职务人员，都要定期接待前来上访的群众，并且每周至少要与群众面对面交流一次。这种接地气的工作方式让他深得民心。一次，有百姓到谢觉哉家告状，但被警卫员拦住。谢觉哉听闻此事后，亲自教育警卫员：“群众的问题最为重要。你们先了解情况，再向我汇报，是否见面由我来决定，但绝不能擅自拦截百姓。”
展开剩余72%谢觉哉不仅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和下属，在生活中同样严谨。1957年，他年逾七旬时回到故乡湖南宁乡县，看到曾经郁郁葱葱的山头，因过度砍伐而变得光秃秃的。他不禁向当地干部发问：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你们怎么能容忍这样滥伐森林？”见到干部们低头不语，谢觉哉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，建议恢复曾经的“禁山会”，利用群众力量保护生态环境。就在此时，有人提到：“您儿媳也砍了树。”原来，谢觉哉家附近的山上曾种了很多树，几年间被砍得所剩无几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谢觉哉的儿媳和孙媳竟也曾出于气愤砍了几棵树。对于这一情况，谢觉哉毫不容忍，认为家人应和普通百姓一样，接受应有的处罚。最终，他决定除了没收和罚款，还要求让儿媳和孙媳在“社员代表大会”上作出检讨。而他自己也带头写检讨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以身作则。这一事件在基层干部与群众中广为流传，成为了一个深刻的教育案例，进一步提升了谢老在民众中的威望。
谢觉哉一向对家人也极其严格。三年困难时期，他的一个孩子因未能买到合适的皮鞋而抱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。谢觉哉当即对孩子进行了批评，并以自己为例说明节俭的重要性。他回忆道，1937年在兰州国统区工作时，政府给他配了一双皮鞋，那双鞋伴随他一直到了北京，直到70岁才购买了第二双。谢觉哉告诫孩子们，不要只关注眼前的皮鞋问题，而应关注如何帮助老百姓解决更实际的困难，比如农村的油荒，城市居民拥挤不堪的住房问题等。
谢觉哉的要求不仅限于家人，他还严格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。高世文是谢觉哉的下属，按资历和功劳，完全有资格晋升到“行政十四级”，甚至更高。然而，因名额有限，高世文最终被定为“行政十五级”。对此，高世文心情低落，谢觉哉主动找他谈话，劝解他：“国家刚刚恢复经济，我们要理解国家的困难。”经过一番思想工作后，高世文最终转变了态度，感激谢老的宽慰。
谢觉哉的生活非常简朴。在陕北那寒冷的冬天，警卫员曾见他在办公时因寒冷而打寒战，于是多烧了些木炭以取暖。然而，谢觉哉并不贪图温暖，看到屋内的木炭炭火旺盛时，他便将一部分木炭拿出，洒水浇灭，以减轻工作人员的负担，避免过度砍伐树木，保持生态平衡。他的这一做法，体现了他极为细致入微的工作风格与对生态环境的高度关注。
1961年，谢觉哉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后，尽管已年事已高，但他依旧坚持深入基层，亲自过问许多重大案件。1959年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甘肃的信，信中是一名医生请求为自己平冤。该医生因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“驱霉注射”工作而被判10年徒刑。谢觉哉看到信后，立即指示调查此案。他亲自查阅了案卷，走访了相关地区，找到了案件中的疑点，并最终成功为这位医生平反，纠正了这一冤错，确保了司法公正。
1971年6月15日，谢觉哉在北京去世，享年87岁。回顾谢觉哉的一生，他不仅在革命司法制度的建设上做出了卓越贡献，还凭借其公正无私的执法精神，成为了“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”和“秉公执法的好法官”。他的一生，始终以人民为中心，严格自律，鞠躬尽瘁，深得人们的敬重与爱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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